■ 王亚欣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新形态出现的一类劳动者,涵盖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网络直播、网约家政、社交电商等行业就业群体。这一群体是数字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社情民意的“流动探头”,也服务群众的“前沿触角”。但因职业特性常游离于传统党组织覆盖之外,因此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进路是贯彻落实“两个覆盖”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三重困境。一是组织覆盖虚化。新就业群体主要以个体化作业形式呈现,从业场景多元,工作轨迹持续变动。这与传统党建工作所依托的单位和社区静态属地管理不相适配。一方面,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容易存在盲区。部分党员组织隶属关系与实际活动空间分离,游离于常态化教育管理监督体系之外。另一方面,一些产业领域存在组织悬浮现象。产业园区、互联网平台等场域的党建工作虽已部分实现,但由于缺少实体化运作的空间载体和制度化运转的活动依托,组织生活往往沦为周期性“打卡”,难以在从业者的职业生活中扎根,容易面临有形覆盖易、有效覆盖难的困难。
二是功能发挥存在张力。新就业群体从业领域多为以平台经济为主体的新兴领域,运行主要遵循的是资本逐利和效率优先的商业逻辑,平台算法往往将商业利益最大化作为导向。与此相对,党建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的发展思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党建工作追求政治引领和社会价值的两种不同逻辑容易在用人安排、资源使用、管理方式等日常层面产生张力与矛盾。在这种阻力下,党建工作在平台现有管理架构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组织活动容易被当作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额外任务。
三是群体凝聚存在难度。当前,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主要侧重于主体培育与能力提升、服务引领与先锋示范,但对新业态及相关行业的资源链接和整合不够,对新就业群体党员的赋权和激励不足。在此情形下,党建工作面临着如何从“走近”群体走向“走进”群体的深层课题。同时,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节奏具有高强度、高流动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间配置几乎服从于平台时间调度。这一现实约束下,传统的制度化组织生活模式缺乏时间上的兼容性,而如果简单将其迁移至线上平台,又面临参与深度衰减、仪式感消解等衍生问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进路。一是组织重构,构建动态适配的组织体系。组织覆盖是党建工作展开的基本前提。新就业群体的作业形态决定了组织体系建设应转向动态建制模式。以产业主线为牵引,按照区域全面兜底、平台协同联动的原则,在快递配送、网约出行、网络直播等细分行业中设立行业性党组织或功能型临时党支部。并且在街道社区、配送站点、商圈集散地等设置流动党员服务站。在平台企业总部探索建立具有弹性边界的半开放式组织架构。通过“行业党委统领、联合支部支撑、流动站点兜底”的方式,形成横向贯通各业态、纵向延伸至基层的组织网络。
二是服务凝聚,以精准服务激活组织认同。党建工作的凝聚力最终要落实到回应新就业群体的切身诉求上。针对从业者在劳动权益保障、职业风险防护、技能水平提升等方面的突出诉求,联动工会、法律援助、社会保障、职业教育等机构提供针对性服务。推动将符合条件的从业者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建立从收集诉求、分办处理到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的介入能够转化为可感知的权益改善。开发可在工作间隙、等候时段完成的轻量化学习内容,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打造随时可接入的学习平台,并在内容编排上注重将政治引领与行业规范、职业发展等内容有机融合。
三是治理嵌入,从“治理变量”转化为“治理力量”。将新就业群体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选聘其中骨干人员担任兼职信息员、协管员等角色,鼓励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并报送安全隐患、民生需求等信息。通过设置相对稳定的岗位和明确的职责边界,将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化为有组织的治理参与。建立以志愿服务积分为核心的激励制度,积分可用于兑换生活物资、健康检查、技能培训等实际资源,构建持续性的激励体系。对表现突出者,在入党培养、评优评先、政治安排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并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和扩大表彰宣传,提升从业者的职业尊严感与社会认同度。
四是数字赋能,以技术手段突破时空限制。构建覆盖流动党员的线上数字信息平台,将组织关系转接、档案管理、日常联络等业务进行线上办理。推行党员数字身份码管理,便于组织动态追踪与量化评估党员参与活动、履行义务等情况。建立涵盖基本信息、流动轨迹、服务需求、活动记录等多维度的动态数据库,为开展工作提供更精准的信息支撑。利用音视频会议、即时通讯等数字化工具,推动党组织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搭建党员与组织间常态化线上联结渠道,使从业者能够便捷地参与组织活动。但数字化手段的运用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既要确保参与的便捷性,也要维护组织生活的严肃性。
[作者单位: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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