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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凤
人工智能技术正重构人类交往的形态，交往异化已成为智能时代人的生存困境。从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审视，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交往异化呈现三重面向：交往主体在数字化生存中遭遇“自我”的消解，交往行为在算法操控中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交往关系在数据化互动中走向物化。究其根源，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双重合谋是交往异化的深层机理，算法控制与数字崇拜则构成其运行机制与主体条件。纾解交往异化，需要在技术祛蔽、资本批判与主体自觉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使人工智能回归为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工具。
交往的三重异化：从主体消解到关系物化。第一，主体性消弭：数字虚体对“类本质”的否定。交往主体性的确立以人的“类存在”为前提。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交往实现了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位移，交往主体被简化为数据编码与数字化身。数字交往中的自我类型的主体性正在通过技术让渡给技术控制者。人不再是交往的发出者，而是沦为数字系统的被动节点。这正是马克思所谓“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在交往领域的最新表征。
第二，行为物化：算法逻辑对交往真诚性的褫夺。交往行为本应是基于情感认同与价值共享的实践活动，其有效性依赖于哈贝马斯所确立的真诚性要求。然而在人工智能条件下，数字平台通过对用户交往数据的系统性采集与分析，将交往行为被量化为可计算指标，情感联结被简化为可通约的函数关系。
第三，关系抽象化：技术中介下的“类存在”解体。人作为类存在物，其本质在于通过交往建立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交往便利与交往异化构成了一对吊诡的辩证关系。虚拟交往中获得的“数字亲密”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代偿。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交往方式使人丧失了构成个体和集体意识的“生活记忆”与交往知识，导致了斯蒂格勒意义上的“心智的无产阶级化”。
纾解的三重进路：从技术祛蔽到主体自觉。机器之善恶不在机器本体，而在于它从属于何种生产关系。纾解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交往异化，需要从技术祛蔽、资本批判与主体自觉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第一，技术祛蔽：穿透算法黑箱以复归交往透明度。算法是人工智能交往功能的核心驱动装置，其“黑箱”特征恰恰构成了交往异化的技术温床。纾解交往异化，首先需要在技术层面建立算法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机制。具体而言，应确立算法知情权，要求数字平台公开算法推荐的基本逻辑与核心参数设置，保障用户对算法决策的知情权与申诉权。技术祛蔽的根本目标在于让算法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重新转变为服务于人的交往自由的辅助工具。
第二，资本批判：超越增殖逻辑以重建交往公共性。交往异化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交往领域的系统性侵蚀。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只是资本增殖方式和资本主义治理手段以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进行。纾解之策在于推动数字平台的公共化转型，使其从以流量为核心，转变为以促进人的全面交往为宗旨的公共空间。只有超越资本对技术的社会塑造，交往才能真正摆脱“物役性中介”的束缚。
第三，主体自觉：唤醒价值理性以抵御心智殖民。技术规制与制度变革提供的是异化纾解的外部条件，交往异化的最终克服还有赖于交往主体的自我觉醒与能力重建。重建交往主体性，在教育层面，应推进数字素养教育，使公众不仅学会使用技术工具，更能理解其背后的运作逻辑与可能的社会心理影响；在实践层面，应鼓励人们有意识地走出算法推荐的舒适圈，在真实的共同实践中重建基于信任和共情的社会纽带。
综上，人工智能重塑交往模式的同时容易催生交往异化。未来，唯有推进技术祛蔽、批判资本逻辑、唤醒主体自觉，方能化解智能交往困境，重建真诚的社会交往，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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