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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歌璟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实现路径并非单一的经济增长或纯粹的财富再分配，而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辩证统一过程。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现实历史任务，要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发展的共享，既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解决“好不好”“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投资于人”并非外在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性支出，而是内生于高质量发展、贯穿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核心变量，是实现从“物的积累”向“人的发展”跃迁的关键路径。可以说，“投资于人”通过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系统统筹资金等资源配置，构成了贯穿“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双重逻辑，推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
“投资于人”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供给侧逻辑
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亦曾强调：“全人类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这些经典论断无一不深刻揭示了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为理解“投资于人”的供给侧逻辑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科技革命的深入，人力资本特别是高质量人力资本已成为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因素，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与创新能力日益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优化劳动力这一核心生产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实现“蛋糕”的持续做大。
首先，“投资于人”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马克思在区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时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因此，通过教育、培训、健康等投入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水平，使单位劳动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其本质上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投资，其结果是实现从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的转化。“投资于人”，特别是通过构建高质量、均等化的教育与健康服务体系，能够系统性地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专业技能与健康素质，在提升劳动力竞争力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由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所带来的“质量红利”已成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它推动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的被动执行者向主动创造者的角色转变，从而为社会财富的涌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其次，“投资于人”通过改善要素结构和资源配置，实现结构性红利的释放。传统粗放式增长往往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导致大量要素沉淀在低生产率部门，资源错配严重。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普遍提高，劳动者更具流动性和选择性，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结构升级由此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劳动者更容易进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另一方面，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集聚又反过来吸引技术、资本的进一步聚集，形成生产率持续提高的“集聚效应”。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于人”不仅提升了单个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还通过改善整个经济体的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全社会的“做大蛋糕”。
“投资于人”塑造共同富裕分配格局的需求侧逻辑
如果说“做大蛋糕”解决的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问题，关乎效率与发展；那么“分好蛋糕”解决的则是发展成果的分配共享问题，关乎公平与正义。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在本质上与生产关系具有同一性，是生产关系的“背面”——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着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在分配关系中只能获得被资本家压榨后的工资，无法占有其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任何剩余价值。因此，私有制条件下必然形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终究无法实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投资于人”不仅作用于生产领域，更深刻影响着分配领域：通过优化初次分配格局、完善再分配机制，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释放可持续内生动力提供重要支撑。
首先，“投资于人”通过重塑劳动与资本的收益分配结构优化初次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中，教育、健康、技能等人力资本的差异往往直接转化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通过教育与培训获得更高技能的劳动者，其劳动的复杂性与不可替代性增强，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更高的劳动报酬。这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个人收入的增加，在宏观层面则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效纠正资本与劳动回报失衡的倾向。更为重要的是，普惠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扶持与技能培训，能够直接提升其“造血”能力，使其获得进入更高收入阶层的“入场券”。这不仅直接缩小了因能力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更是从源头上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奠定了基础。这并非削弱“按劳分配”原则，而是让“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劳”更具知识与技能的内涵，使收入分配更加真实地反映劳动者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
其次，“投资于人”本身即再分配的重要形式与手段。现代财政制度强调通过税收、社保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其中相当一部分财政支出正是投入到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领域。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普惠性公共服务领域，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它将资源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转移至那些关乎全民福祉和长期发展的基础性领域，实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正是“机会公平”的核心体现，也是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的关键机制。一方面，公共教育的学费减免、医疗保障的报销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本身就意味着对中低收入群体的隐性收入提升，有助于缩小可支配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把更多财政资源投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所在领域，能够有效促进教育机会、健康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相对均等化。在这个意义上，“投资于人”兼具公平与效率双重意涵，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器”。
“投资于人”是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的辩证统一
“投资于人”的实践，内在地统一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两大目标，是实现二者协同发展的坚实依托。
在物质生活层面，“投资于人”是实现普遍富裕的可持续路径。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与优化收入分配，“投资于人”为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活品质的全面改善提供了根本保障。关键在于，这种富裕是通过提升人的内在能力实现的，属于“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赋能型发展模式。它能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潜力，让财富增长具备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从而有效规避“福利主义”可能引发的“养懒汉”陷阱。劳动者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在市场中获得可观收入，这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充实，更能带来个人价值实现所赋予的获得感与尊严感。
在精神生活层面，“投资于人”是构筑人民精神家园的根本途径。人的发展绝非仅限于经济维度，精神世界的丰盈是更高层次的富裕。教育的首要功能并不仅仅是培养“经济人”，更是塑造健全的“社会人”与“文化人”。它传授的不仅是职业技能，更是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健全人格。通过更高质量的教育，人民群众得以摆脱愚昧和迷信，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思想观念，拥有更强的思辨能力与文化鉴赏力，从而能够享受更高雅、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样，健康的身体是享受一切美好生活的前提，也是保持积极向上精神状态的基础。“投资于人”，通过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行全民健身计划与心理健康服务，直接为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精神力量的提升提供了条件。当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拥有了富足的精神家园、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和谐的社会关系，共同富裕才真正获得了其完整的内涵。
综上所述，“投资于人”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轴心，在供给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来“做大蛋糕”，为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在需求侧通过优化分配格局与保障机会公平来“分好蛋糕”，为共同富裕塑造公正秩序；最终通过能力的提升与精神的丰盈，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重富裕。因此，将“投资于人”作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基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也是立足中国现实、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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